馬為民 陸堅 蔣小玲 周伯平 敖飛健 深圳市東湖醫院、深圳市
肝病研究所
中華傳染病雜志2001年第3期
【摘要】
目的: 探討不同劑量干擾素(IFN)α1b治療
慢性乙型肝炎(CHB)的近、遠期療效、不良反應及其療效預測因素。
方法: 146例CHB患者被隨機分為4組(IFNα1b3MU組、5MU組、10MU組及對照組)。觀察4組的近、遠期療效和不良反應;并對宿主、病毒和藥物等19項可能影響療效的因素作單變量分析及多元回歸分析。
結果:應用干擾素α1b5MU和10MU治療組的療效(55.3%、58.1%)優于3MU組(32.6%)和對照組(5.9%)(P<0.01或P<0.05);但5MU組和10MU組之間療效差異無顯著性。10MU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明顯高于5MU組和3MU組(P<0.01或P<0.05)。治療8周內血清HBVDNA及HBeAg的含量下降。
結論:干擾素α1b的推薦劑量為5MU/次,療效預測因素為藥物劑量及IL-12水平。
【關鍵詞】 肝炎,乙型,慢性,干擾素α1b,抗病毒藥,療效預測因素
干擾素 α(IFN α)是目前治療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(CHB)的有效及首選藥物。IFN α治療CHB的最佳劑量、抗病毒療效、安全性及療效影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仍在進行之中。我們在本項研究中探討IFNα1b治療CHB的適宜劑量,分別應用3MU、5MU及10MU治療146例CHB,觀察各組抗病毒療效及不良反應。并對宿主、病毒和藥物等19項可能影響療效的因素作單變量分析及多元回歸分析。
材料與方法
一、研究對象
146例CHB患者為我院1996年7月至1999年6月間住院患者。符合第十屆病毒性肝炎學術會議修訂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的CHB診斷標準[1],部分病例作肝組織活檢,符合CHB的組織學改變。全部入選病例治療前半年內丙氨酸轉氨酶(ALT)或天冬氨酸轉氨酶(AST)異常、HBeAg及HBVDNA均為陽性,且未用抗病毒或免疫調節藥物治療。剔除HAV、HCV、HDV、HEV及HIV等重疊感染。二、治療方法146例CHB隨機分為A、B、C、D共4組,其中A組為對照組,僅給保肝藥物治療;其余為不同劑量干擾素α治療組。4組患者治療前基本情況具有可比性,見表1。
表1 治療前4組基本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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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例數 年齡 ALT ALB TSB HBV DNA
(歲) (u/L) (g/L) (umol/L) (log copies/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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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組 34 32.1±11.3 181.6±163.2 42.3±4.1 15.4±5.706.3±2.7
B組 43 31.4±10.7 218.5±197.4 42.7±6.9 18.6±3.60 5.9±1.9
C組 38 34.4±9.70 233.4±202.3 40.5±2.312.2±2.366±2.7
D組 31 29.4±7.60 188.5±139.4 43.9±4.5 16.6±2.107.0±3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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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ALB為
白蛋白,TSB為血清總膽紅素,干擾素選用國產基因工程重組干擾素 α— 1b,深圳科興生物公司產品。B組3MU/次;C組5MU/次;D組10MU/次,肌內注射,開始每日1次,連用7d,后改為隔日1次,療程24周。
三、觀察項目
(一)肝功能、腎功能生化指標 包括ALT、AST、γ 谷氨酰轉酞酶(GGT)、堿性磷酸酶(ALP)及尿素氮(BUN)、肌酐(Cr)等22項。采用美國Beckman全自動生化儀及其配套試劑檢測。
(二)乙肝病毒血清標志物 采用微粒子酶聯免疫法(MEIA),由美國Abbott公司提供診斷試劑盒及3.0Axsym及IMx檢測儀測定。
(三)血清HBVNDA 采用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反應(PCR)檢測,由美國Biotronic公司提供AG 9600Ampisensor擴增系統及配套試劑檢測。
(四)血清干擾素 α抗體 采用間接ELISA法,用奧地利BenderMedSystems公司的人IFN α抗體診斷試劑盒進行檢測。
(五)血清IL 12、sCD4、sCD8定量檢測 采用ELISA(雙抗體夾心法),由美國Endogen公司提供診斷試劑盒。
四、觀察要求
治療組病例分別于治療前4周內,療程第0、1、2、3、6個月及隨訪期第3、6、12個月進行臨床評估及采血作實驗室檢查共9次。對照組病例分別于治療前4周內,療程第2、4、6個月及隨訪期第6、12個月進行臨床評估及采血作實驗室檢查共6次。保留系列血清標本置于-30°C凍存待檢,定量檢測項目用同一批號試劑集中檢測。
五、統計學處理
采用方差分析、q檢驗、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、Stepwise多元回歸分析。
結果
一、各組生化和病毒應答率比較見表2,生化和病毒應答指治療后血清ALT恢復正常;HBVDNA由陽轉陰;HBeAg或抗HBe血清轉換。應答模式分3種:完全應答(ETR),治療結束時;持續應答(SR12),停藥后隨訪第12個月時;無應答(NR)。
表2 治療后各組生化和病毒應答率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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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例數 ETR(%) SR12(%) NR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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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組 34 2(5.9) 2(5.9) 32(94.1)
B組 43 14(32.6) 12(27.9) 29(67.4)
C組 38 21(55.3)19(50.0)17(44.7)
D組 31 18(58.1) 16(51.6) 13(41.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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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與B、C、D治療組比較 P<0.05;與C、D組比較 P<0.05;與D組比較P>0.05 二、各組治療前后ALT水平比較見表3,各組治療結束時ALT水平均較治療前有顯著下降。表3 治療前后各組ALT水平比較(IU/L)組別治療前治療結束時P值A組191.6±163.389.3±55.1<0.05B組218.5±197.472.3±45.7<0.01C組233.8±202.364.4±46.3<0.01D組188.5±139.454.8±27.2<0.01·941
三、各組治療前后HBVDNA水平比較
見表4,HBVDNA水平與治療前比較3個治療組均呈顯著下降(P<0.01或P<0.05),而對照組下降不明顯。C、D組又較B組下降顯著(P<0.05),C組與D組比較(P>0.05)。
表4 治療前后各組HBVDNA水平比較(logcopies/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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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治療前 治療結束時 治療后12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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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組 6.3±2.7 6.1±2.5 5.7±1.9
B組 5.9±1.9 3.3±1.2 4.1±1.7
C組 6.6±2.7 2.7±1.1 3.1±1.3
D組 7.0±3.1 2.5±1.2 2.8±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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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C、D組與B組比較P<0.05,C組與D組比較P>0.05,B、C、D組與A組比較P<0.05或P<0.01
四、不同應答模式者HBeAg含量動態檢測
見表5。在干擾素α 1b治療期間,動態監測HBeAg的含量(PEIU/ml)變化,完全應答者在療程第4周內HBeAg含量即出現明顯下降;至療程第8周已有大幅度下降(下降幅度>50%)。而無應答者治療前后HBeAg含量則無顯著下降。
表5 不同應答模式者HBeAg含量動態監測(PEIU/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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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答模式 治療前 療程1月 療程2月 療程4月 療程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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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應答(ETR) 1473 824 534 154 <30
無應答(NR) 1732 1623 1547 1615 16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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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 P<0.05, P<0.01
五、干擾素 α抗體的檢出率及其含量與療效的關系
(一)干擾素 α抗體的檢出率 接受IFNα 1b治療的患者,治療前干擾素 α抗體均未檢出。在治療過程中干擾素 α抗體總檢出率為20.9%。其中,B組為20.8%;C組為27.5%;D組為13.6%。三組間抗體檢出率差異無顯著性(P>0.05)。
(二)治療組干擾素 α抗體陽性者的含量均值比較 B組(242.4±66.3)ng/ml;C組(321.6±108.3)ng/ml;D組(214.5±87.4)ng/ml,3組間抗體含量差異無顯著性。
(三)干擾素 α抗體與療效 干擾素 α抗體陰性者的ETR為52.1%,SR12為47%;抗體陽性者的ETR為25.8%;SR12為16.1%。兩者比較χ2值分別為6.83和9.69,P<0.01。
(四)干擾素 α抗體與HBVDNA含量的動態變化 干擾素 α抗體陽性者治療前HBVDNA含量(6.3±2.12)logcopies/ml;療程第3個月時降至(4.66±1.62)logcopies/ml,P<0.05;隨著抗體含量的升高,HBVDNA含量向治療前基線水平反跳,治療結束時為(6.1±2.52)logcopies/ml,與治療前比較P>0.05。而干擾素 α抗體陰性者治療前HBVDNA含量為(6.5±2.31)logcopies/ml;治療結束時為(4.0±1.45)logcopies/ml,P<0.01。
(五)干擾素 α抗體含量產生時間與療效 抗體陽性病例的抗體含量大于250ng/ml時,ETR14.3%,SR12為0。抗體含量小于250ng/ml者,ETR35.3%,SR12為29.5%。兩者比較P<0.05。在療程3個月內產生抗體者ETR19.2%,SR12僅7.7%;而療程3個月后產生抗體者ETR50%,SR12為40%,P<0.05。
六、白細胞介素12(IL 12)水平與療效的關系
動態觀察CHB患者在IFNα 1b治療前、療程中(峰值)、治療結束時及隨訪第12個月時的血清IL 12水平變化。獲完全應答者的血清IL 12含量分別為(153.2±42.1)pg/ml、(442.3±181.5)pg/ml、(264.3±76.2)pg/ml、(38.3±5.2)pg/ml。無應答者分別為(81.9±25.2)pg/ml、(135.8±39.8)pg/ml、(108.3±31.6)pg/ml、(76.3±24.3)pg/ml。正常健康人對照為(35.8±9.4)pg/ml、(32.7±8.2)pg/ml。結果提示:(1)CHB患者IL 12水平高于正常健康人。(2)獲完全應答者在治療過程中IL 12水平明顯增高,峰值高于基線水平3倍左右,隨訪12個月時回落到正常范圍內。(3)無應答者雖在治療中IL 12水平略有增高,但不明顯。
七、不同劑量組常見不良反應比較
見表6,結果顯示,應用IFNα 1b10MU劑量組的常見不良反應發生率要明顯高于5MU及3MU組(P<0.01或P<0.05)。
八、影響療效預測因素的分析
(一)單變量分析 從宿主、病毒、藥物三方面選擇年齡、性別、病程、感染方式、病型、機體免疫狀態(IL 12、sCD4、sCD8)、轉氨酶水平、增高持續時間、肝組織損害程度、藥物劑量(3MU、5MU、10MU)、干擾素抗體(發生率、含量、產生時間)、乙肝病毒DNA含量、HBeAg含量等19項數據分別與干擾素療效(ETR、SR12、NR)逐項進行單變量分析。結果顯示,年齡、治療前ALT水平、干擾素劑量、干擾素抗體含量及產生時間、IL 12療程中峰值水平、HBVDNA含量、HBeAg含量等7項因素與療效有相關性。
表6 不同劑量干擾素α1b治療組常見副反應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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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反應 B組(n=43) C組(n=38) D組(n=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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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熱
體溫>39.0°C 11(25.6) 15(39.5) 22(71.0)
時間>10d 4(9.3) 8(21.1) 13(41.9)
頭痛(>4h)13(30.2) 21(55.3) 26(83.9)
納差惡心(>10d) 5(11.6) 10(26.3) 16(51.6)
皮疹 3(7.0) 5(13.2) 4(12.9)
脫發 15(35.0) 17(44.7) 26(83.9)
消瘦(體重下降>5kg) 3(7.0) 11(28.9) 20(64.5)
抑郁1(2.3) 2(5.3) 3(9.7)
白細胞減少(<2.5×109/L) 5(11.6) 8(21.1) 7(22.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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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與B組比較 P<0.01,P<0.05;與B、C兩組比較P<0.01,P<0.05;()內為百分比。
(二)Stepwise多元回歸分析,將上述7項經單變量分析與療效有相關性的因素,進行多元回歸分析。結果顯示,干擾素治療劑量、HBVDNA治療前含量及療程8周下降程度、HBeAg含量在療程8周內顯著降低(>50%)及療程中血清IL 12的升高峰值水平等5項指標為評估干擾素α 1b治療CHB療效的主要預測因素。
討論
CHB的抗病毒治療是當前頗受關注的熱點。雖然治療CHB的藥物和方法不少,但仍有半數以上患者難以獲得持久療效。干擾素是機體免疫細胞產生的一種具有抗病毒、抗細胞增殖和免疫調節等生物活性的細胞因子,是當前治療CHB的主要藥物。各地報道IFNα治療CHB的療效差異較大,這可能與選擇病例、藥物劑量等諸多因素有關。
本研究對不同劑量IFNα—1b治療CHB療效及安全性進行了評估。并從宿主、病毒和藥物三方面尋找預示IFNα 1b療效的主要相關因素。
結果顯示,146例CHB應用不同劑量IFNα 1b(3MU、5MU、10MU)治療,其ETR分別為32.6%、55.3%、58.1%;SR12分別為27.9%、50.0%、51.6%,證明IFNα 1b的療效顯著優于對照組,P<0.01。適當增加治療劑量有助于提高療效[2],但并非單純劑量依賴性。我們從IFNα 1b的近、遠期療效、不良反應發生率和藥品經濟學等方面綜合分析,認為選擇5MU的治療劑量較為適宜[3]。
本組病例從宿主、病毒和藥物三方面選出19項可能影響IFNα—1b治療CHB的因素。先用單變量分析,初篩出年齡、治療前ALT水平、干擾素劑量、干擾素抗體、HBVDNA含量、HBeAg含量[5]及療程中IL 12增高的峰值水平[4]等7項與療效有相關性。再用Stepwise多元回歸分析,選出干擾素治療劑量;治療前HBVDNA含量及8周內下降程度(>2log值以上);HBeAg含量在療程8周內顯著降低(>50%);療程中血清IL 12增高的峰值水平等5項指標為IFNα— 1b治療CHB療效的主要預測因素。IL 12是由抗原遞呈細胞合成,是重要的免疫調節因子,主要激活細胞免疫應答,具有特定調節輔助性T(TH)細胞向其亞型分化,促進Th1產生,抑制Th2的產生;誘導T細胞、自然殺傷(NK)細胞產生γ 干擾素;增強NK細胞、LAK細胞的細胞溶解作用;增強CTL細胞的效應(溶解活性)等生物活性[6],從而達到清除病毒的作用。在病毒抗原刺激下,宿主免疫系統可反應性產生內源性IL 12升高。結果顯示ETR者治療前及療程中IL 12均明顯高于NR者(P<0.01);且療程中IL 12增高的峰值高于基線水平3倍以上者占93%,明顯高于NR者(僅占3.3%)。與Rossol等[4]的報道一致。本研究為臨床合理應用干擾素—α及其療效預測提供了客觀的依據。